×
“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成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熱議話題之一。據統計數據，2016年—2020年，我國環保產業營收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3%以上，環保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直接貢獻率從2016年的3.3%上升至2020年的4.5%。但與此同時，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總體上未得到根本緩解，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任務還很艱巨。
中國環保產業協會黨委書記、會長郭承站指出，我國環保產業存在發展不平衡、創新和轉化應用不足、標準化水平不高、市場主體培育不充分、市場競爭不規范等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短板。現有的以污染末端治理為主的生態環保產業體系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新要求，全行業的自我凈化、自我提升、自我變革箭在弦上，建立減污降碳全覆蓋，多污染物協同、多要素協同、全過程系統治理，全產業鏈一體化服務的全新產業體系的任務日益緊迫。
以末端治理為主遭多方詬病，呼吁開展源頭控制與全過程治理
補齊發展短板，匹配“雙碳”戰略新要求
“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對環保產業的需求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成倍增長。
近日，中國環保產業協會舉行傳達貫徹“兩會”精神暨中國生態環保產業“學習、創新、發展”大討論動員會。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黨委委員、副院長、研究員席北斗指出，“‘雙碳’戰略必將推動新一輪環保科技與產業發展。”這主要表現在能源的綠色革命、產業的綠色革命和治理理念的綠色革命上。“污染治理將更加注重源頭控制與全過程治理、多污染物協同治理；更加關注新型污染物（如微塑料、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控制，更加關注氣候變化、生態安全、人體健康。綠色金融、碳交易體系等改革以及綠色‘一帶一路’都將推進生態環境科技的突破和環保產業的發展。”
“目前，生態環保產業在管理體制、政策體系、產業體系、創新能力、市場規則5個方面不能完全匹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雙碳’戰略等新形勢、新要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副會長、昆岳互聯公司董事長劉懷平指出，目前我國以末端治理為主的環保產業體系在源頭治理、過程減排、協同治理、跨區域服務等方面存在較明顯短板。能夠引領行業發展的龍頭企業少，大企業缺技術、小企業缺資金的情況仍未根本改變。此外，生態環保產業領域市場規則不健全。“重投資，輕技術”現象普遍，對先進技術形成擠出效應。
科技創新需多學科交叉、跨學科研發、超前布局
我國生態環保產業原始創新不足，集成創新亟待加強
近年來，我國環保產業創新能力提升較快，成績亮眼：環保技術裝備專利數量位列全球第一。據科技部評估顯示，約10%的環保裝備實現國際領跑。污水處理新技術和新工藝取得進展，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設施最先進的現代化膜產業基地……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全面推進，生態環境科技將成為引領我國綠色發展的新引擎。
席北斗認為，我國生態環境科技發展需要前瞻性、“卡脖子”技術的突破，需要借助“科技創新+綠色金融+先進制造+多介質水土氣協同治理”的新模式，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減污降碳協同和綠色“一帶一路”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科技創新上，多學科交叉、跨學科研發、超前布局，將給企業彎道超車的機會。“這需要我們攜手打破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的壁壘，科研院所等科技創新主體與行業企業等應用轉化主體要協同一致。”他說。
劉懷平指出，我國生態環保產業原始創新不足，基于全要素資源能源效率的集成創新亟待加強，與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不夠，某些關鍵工藝、材料和零件部仍然依賴進口。行業創新力量仍以中小企業為主，中小企業新技術進入市場受限，大企業在創新中的引領作用與其市場占有率不相符。政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的機制存在脫節，科研機構成果轉化率低。
為此，他建議不斷增強生態環保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創新資源重點向原創技術、多領域協同技術傾斜，對市場急需、依賴進口的技術、材料、零部件等，列入政府重點支持的研發項目；進一步推動建立完善生態環保產業政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機制；發揮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培育“專精特新”和隱型冠軍企業；鼓勵擁有創新優勢的企業跨界合作、融合創新。
以互聯網賦能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
打造互聯思維，完善數字化、協同化治理體系
“讓制造業的‘人、機、網、場’實現互聯互通，讓生產過程做到可感知、可預測、可控制。”這是劉懷平對制造業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前景的描述，“環保產業的總體發展趨勢是服務化、數字化、平臺化。我們要以產業互聯網賦能環保產業高質量發展。”
為此，他建議各級政府要強化政策支持促進環保產業互聯網平臺發展，制定完善的財政補貼政策，提供稅務減免、示范項目補貼等優惠，引導環保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
在走訪調研中，劉懷平發現，高端數字化人才的緊缺困擾著大多數制造業企業。“AI、5G、算法、大數據、物聯網等方面人才需求井噴，既懂生產又懂數字化的復合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劉懷平認為，人才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大變量，也是未來企業發展的競爭焦點。
席北斗建議，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監管，應從原來的被動監管轉變為采用物聯網、大數據、5G等新技術實現主動監管，建立全新的污染溯源、智慧監管、風險預警預測等環保管家技術體系。在治理模式上，從原來的政府主導為主的污染治理，轉變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元共治體系。
此外，環保產業界普遍認為應加快培育生態環境服務業。全面推廣第三方治理，加快推進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EOD）試點，開展“兩高”行業環境設施第三方專業化運維試點，建立環境設施托管服務機制，鼓勵各類市場主體購買生態環境運維、托管、咨詢等服務，加快區域環境大數據中心建設，推進環境設施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