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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關鍵時期，各地的醫療廢物處置能力也在經歷一次大考。及時、安全、妥善處置醫療廢物，就是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二道防線。根據生態環境部發布的信息，目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58個地市醫療廢物處置設施運行平穩，醫療廢物尤其是涉疫情醫療廢物基本實現了日產日清。但是，這期間暴露出的問題也需要各地高度重視，加大力度予以解決。
2003年的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國醫療廢物集中處置基礎設施嚴重短缺的問題，也成為我國醫療廢物進入規范化管理的一道分水嶺。此后，《全國危險廢物和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建設規劃》出臺，各地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建設提速，醫療廢物處置管理體系不斷完善，但處置能力不足、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此次疫情讓多地的醫療廢物處置設施面臨極限考驗。以疫情最嚴重的湖北武漢、黃岡、孝感為例，疫情發生前，這三地的醫廢處置中心已經接近滿負荷運行狀態。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武漢年產醫療廢物1.7萬噸，由年處置產能1.8萬噸的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進行焚燒處置；2018年黃岡全市重點醫療衛生機構全年產生醫療廢物3040噸，全部交由黃岡隆中環保有限公司進行集中收集處置，其年處置產能為3600噸；2018年孝感市醫療廢物年產生總量為1439.29噸，其中醫療廢物綜合利用/處置量為1432.58噸，貯存量為3.44噸，孝感中環環境醫廢處置產能為1825噸/年，已經接近滿產狀態。今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醫療廢物產生量激增，本就捉襟見肘的處置能力難以有效應對。在各方共同采取緊急應對措施的努力下，湖北省的醫療廢物處置能力較疫情前翻了一番。
管好醫療廢物，事關人民群眾健康安全，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忽視。如此大規模的疫情防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一次大檢。針對暴露出來的問題，各地需要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使我國醫療廢物處理水平再上新臺階。
首先，科學規劃、加大力度完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建設，進一步提升處置能力，尤其是應急處置能力。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醫療機構不斷增加，醫療廢物產生量也不斷增加，但一些地方甚至還沒有集中處置設施，加快提升處置能力成為當務之急。目前，醫療廢物處置情況已經被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范疇，目的就是要壓實地方政府的責任。此次疫情防控再次凸顯應急處置能力的重要性。要保證應急時臨危不亂，就要本著“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的原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提升處置能力。要根據現有醫廢產生量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科學評估預測所需處置設施規模。要做好應急預案，比如把移動式設備作為應對舉措，可以保證醫療廢物就近處置。除此之外，生活垃圾、危險廢物焚燒爐等也可以進入“預備隊”。
其次，加強精細化管理，對醫療廢物進行全過程監管，堵住管理漏洞。要確保醫療廢物應收盡收，實現安全妥善處置。尤其是基層醫療機構數量多、分布廣、規模小，處置成本高、監管難度大，是醫廢處置管理的薄弱環節，更要加強監管。各地應建立責任制，結合實際積極探索，破解基層醫療機構醫療廢物在收集、轉運、處置方面的難題，實現收集全覆蓋。進一步加強醫療機構內部的垃圾分類管理，實現源頭減量，避免醫療垃圾與普通垃圾混裝，浪費稀缺的處置資源。同時，要加強監管，將對醫療廢物的管理和依法處置，納入對醫療機構的評審評價和績效考核中，避免醫療廢物流入黑市。相關部門要聯合起來，嚴厲打擊醫療廢物非法倒賣、傾倒和處置等違法行為，提高違法成本，斬斷黑色利益鏈。
第三，統籌謀劃，建立完善區域協調合作機制，讓臨近地區的富余處置能力發揮作用，以解燃眉之急。我國以地級市為單位建設集中處置設施，有利于明確設施責任主體，但也給一些地區帶來了麻煩。比如，一些地級市面積較大，偏遠縣鎮的醫療廢物運到本市集中處置距離很遠，但與相鄰城市的處置設施距離很近。長途運輸不僅增加了成本，也加大了環境風險。因此，建立跨區域的協調處置機制，不僅可以滿足應急需求，也能解決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難以覆蓋邊遠地區的問題。
安全妥善處置醫療廢物，事關人民群眾健康，在當前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更要守住這道防線。各地要在此次疫情中總結經驗和教訓，補齊短板，使醫療廢物處置能力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
